仅仅是根据资料或书本中的印证，也许还不能完全证实或肯定迪庆就是詹姆斯·希尔顿所描绘的香格里拉，或者说不能使人完全信服那里就是小说中神秘三国的原型。为此，今年的5月，我从昆明乘车又到了迪庆那雪域高原，结合小说中对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许多具体描写，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

　　我从中甸到德钦，做了各种采访与考察，并沿着在高耸陡峭大山间奔流的澜沧江一直到了西藏的地域，还尝试  着把自己设想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者说用詹姆斯·希尔顿小说中的眼光和心理，再次来观察和感受那块神奇高原 的一切。

　　按照书中的情节描写，从印度起飞顺喜马拉雅南延山麓向东的飞机，只可能来到迪庆这块中国东部藏区的高原。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这架被劫持的飞机空中路线，与10多年后二次大战时盟军开辟的著名“驼峰航线”完全一致。那是当滇缅公路战火熊熊，中国唯一的抗战补给线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和危机时，为打破这封锁而被迫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及横断山脉、怒山山脉到云南昆明等处的空中航线。

　　也许是詹姆斯·希尔顿小说中的这一情节，给盟军及美国空军获得了开辟这条航线的启示，或者说，是当时那年代在印度的西方人士打开这条空中航线的想法或尝试被希尔顿写成了小说中的故事。到了40年代，这个飞越地球巅峰的想法，便真正成为人类航空史上以巨大的代价闯“空中禁区”的壮烈行动。历史不仅把小说里一个偶然的飞行事件演变为在云南高原的天上与地下轰轰烈烈展开的感人篇章，也在那雪山峡谷中留下了数以百计的飞机残骸，留下了无数令人魂断高原的真实故事。值得提及的是，40年代初期，一架美军运输机在“驼峰航线”中的迪庆高原上空时，也在某种原因坠落在中甸吉迪一带，飞机迫降时折断机身，没有爆炸。飞行被当地藏民和喇嘛救助后，又在他们的帮助下辗转返回了内地。这个与希尔顿小说中极其相似的事件，仿佛是非常巧合地印证或重现了迪庆就是香格里拉的说法。

　　为了详细考察这个无独有偶的情况，孙炯根据宣科先生提供的线索，于1996年5月23日，与新加坡国家电视台的高级记者许开春先生、省文联的朱运宽等人，在中甸森林旅行社有关人员陪同下，找到了当年这一事情的见证人七林央宗。这位老人第一次向外界和来访者披露了她当年仅是10多岁小姑娘时所目睹的经过。她的父亲曾在外经商多年，阅历较广，建塘(即中甸)千总便命其父与一些人，包括一位懂英语的当地人去救助美国飞行员。她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夏天，两位美国人被带到她家后，专门煮了红糖鸡蛋给他们吃。其中一位飞行员给了她一个胶片铁盒做纪念。铁盒因她用来收藏玉手镯便保存了下来。经许开春先生辩认，上边还有1939年柯达公司出产的标识。飞机上所装载的没受损的西药当时捐献给了噶丹松赞林寺的松谋活佛(后曾为全国人大代表、丽江行署副专员、迪庆州第一任州长，1968年去世)，飞机上的玻璃被另一位拉洛活佛用去装饰吉迪喇嘛寺的康仓大殿(后毁于文革)。这架飞机残骸不久就被肢解破坏，有的用来做手饰，有的用来打制藏刀或其它生产工具。

　　七林央宗的这一叙述，后来被闻讯而来的一些人加工渲染了开去，并把它和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完全联系了起来，搞得许多人误以为这架从“天上飞来的铁鸟”，就是《失去的地平线》中所说的那个故事。考察证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实际的联系，一个是30年代的文学创作故事，一个是40年代发生的真实事件，中间有着10多年的距离。但我们从中获得的启发是，这种巧合恰好说明了当地藏族对突然到来的外来者，总是热诚、无私地给予各种帮助，这既是基于一种民性淳朴与人类爱心的基础，也反映出迪庆藏族那宽厚爽朗、能与各民族相濡共处的性格与精神。另外它说明的是飞机要穿越这块地势险峻、雪山高耸、气候复杂多变的高原，确实会带来各种预料不到的事故或险历。

　　在詹姆斯·希尔顿小说中有不少段落是用来描绘当地那高耸磅两的雪山、险峻幽深的峡谷。当我也走进通往西藏的澜沧江大峡谷中时，眼前只见两岸乱石嶙峋，危岩耸峙，陡峭的山峰间又缓延出高低起伏的山坡，那赭褐色的山表就像是史前侏罗纪时期那巨大的动物尸体匍匐着，给    人一种阴森森的气息。几乎大多数山上都寸草不生，满目 一片苍凉萧疏，那天荒地老的莽原深谷，的确如小说中说的“让人感觉来到了世界的尽头”一样。当我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第一次看见这景象的外国人，便觉得在这远离文明世界的荒原峡谷里，大山外的世界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时空仿佛在这里凝固了，只有滔滔江水日夜不停地流淌着，永远地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悠远的梦幻。生命在这里显得非常的渺小和微不足道，随时都可能被大山吞噬或掩埋得无踪无影，但人能够在这样的地方坚韧地留下足迹，开辟出一条通向山外世界绵延千里的通道，又是一种伟大与非凡的精神创造。那里有不少当年荼马古道的遗迹，如詹姆斯小说中所描写的：“中国的脚夫就从那儿运茶叶等货物到藏区……欧洲人—般到不了这个地方，因为太遥远了。”这说明作者在写小说前就已经知道了荼马古道这条中国西南部最为艰辛的商旅之道，而且还对这条从云南通向西藏的汉藏文化交流渗透的古道及其险峻蛮荒的途程都有着非常感性的认识。我感觉，云南的历史，是随马蹄走过来的历史，是高原上的人与马踏着岁月、踏着风霜的漫漫征途。在汇不能行舟、路不能通车的高山峡谷中，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峭壁陡崖上，远古的人们就只能用马匹在鸟道羊肠般的山路上，驮着他们的希望和追求，走上那漫长的旅程。云南的马帮古道不仅创造了人类早期交通史上的辉煌篇章，而且还带来了山地民族斑澜多姿的文化风采。那至今留存在古道上的碑文蹄痕，仿佛向人们讲述着先民们披荆斩棘的艰辛和它那历史文化的沧桑流变。可以说，没有马帮，便没有云南的开发历史。那穿越群山、绵延千里的马帮释道，像高原生命的血管，是大山与外界文明相连的纽带。这也就是小说中当另一英国人想和主人公离开时，只能把马帮到来的日子看做走出山外的唯一希望的原因。因为被雪山深谷包围着的香格里拉也是全靠马帮与外界保持着联系。小说中还说得很明白，在那个藏区，没有任何人能够一个人单独旅行，必须有驮着各种给养的马帮与向导做依靠才能上路。他们后来也是靠马帮带出了那神秘王国的山谷，  前往山外的一个藏汉边界的城镇。

　　就像法国一个失去记忆的商人变成了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演出了许多浪漫曲折故事的军人一样，詹姆斯也可能把当时各种探险家、传教士及学者的冒险经历，作为人物原型浓缩成了小说中的主人公故事。而地域方位和自然环境及风土民情的东西，却是作者无法完全虚构的。尽管詹姆斯把那个遥远的他并不非常熟悉的藏族天地，故弄玄虚地说成是世界上任何地图都无法找到的地方，但他根据或参考有关资料所做的描写，则大都与当时的迪庆藏族地区相似无二，如茶马古道的贸易通向，汉藏交界的边缘地带，各种民族杂居的环境等等。书中甚至提到后来从泰国曼谷出发去找那个神秘藏区的情节，更是只有与东南亚接壤的云南才吻合这种可能。

　　我到过西藏，从拉萨出去的许多地方多是一片亘古苍凉、荒芜贫脊、人烟绝迹的广袤土地，但如果再顺着澜沧江的荒原峡谷回到迪庆这块也是藏族生息繁衍的高原，景观便逐渐有了不同的变化。首先跃入眼帘的便是德钦澜沧江边那犹如横空出世的梅里雪山如“天堂般的排成长列”，中间那高耸入云、气势雄浑的卡格博峰更给人一种震慑心灵的感觉。在詹姆斯·希尔顿的书中，也曾有这样的描绘：主人公“有一次在印度大吉岭(音译)附近，他被带到‘老虎山’去观赏珠穆朗玛峰的日出，结果他发现这一世界最高峰带给他的完全是失望”。但当他第一次面对着书中所说的“卡拉卡尔峰”  (根据詹姆斯·希尔顿的Karakal一词音译)，却是截然不同的感觉：“这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山峰，几乎就是一座美妙绝伦的金字塔。轮廓简单，像一个孩童两笔画出来的，然而它的高度、宽度和立体感却又不可同日而语。它是那么辉煌，那么安详，使他好一阵子辩不出究竟是真境还是虚幻。些许云雾缠绕着塔似的峰尖，给景色乎添了险峰的生气，而微微传来的雪崩声更证实了它并非幻景。” 在后面的情节中，作者又反复地描绘了这一金字塔般的“卡拉卡尔”雪山的壮观景象，还强调指出它是周围雪山中的最高峰。并“感到奇怪的是那些有关西藏旅行的书总是大同小异，却从未对这座巨峰有所描述”。

　　当我看着那从云层中渐渐显露出来的卡格博峰时，也从心底升起了同小说主人公一样的感觉，任何人都能看出它那金字塔般造型的峰顶以及不由自主产生的崇敬心理。这座以海拔6740米而雄踞云南最高峰的雪峰，不仅被誉为中国藏区的八大神山之首，更因1991年和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两次想攀登此峰的悲壮失败，染上了特别神秘奇伟、险峻非凡的色彩。卡格博是根据藏语翻译的汉文名称，有的又译为卡瓦格博。德钦当地的一些藏民也读为卡拉卡尔这与詹姆斯在书中的Karakal英译称呼更是相当的接近。根据读音译成的名称都会有细微差别，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即便在整个滇、川、藏区也再无类似此名称的雪山了，而詹姆斯·希尔顿更不可能自己杜撰出这一雪山名字。可以推测，他必然是从有关的资料或描绘中知道了这雪山及其名称，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理特征写在自己的书里。

　　更重要的是书中的第六章还专门描写了主人公所经的山谷不仅土地肥沃，还是一种独特的立体型的气候，使得周围的大山随海拔的高低变化而呈现四季特点，一日之中便可令人体验到春夏秋冬的景色。这正是云南高原最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与气候状况，所以才有着“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这句人所熟知的形容语。小说中曾这样描写：“山势几乎是垂直往下降，一直降成一个裂缝，这裂缝想必是很久以前地壳变动的结果。”“在几千英尺垂直山壁下的山谷正好横跨于温带与亚热带之间，各种不同的稀有作物极为丰富，见不到一寸空闲之地。”这更是当地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层断面及金沙江河谷地理特征的描写。

　　金沙江对谷地带的炎热气候，使这里不仅能种水稻等作物，还在雪山下生长着芭蕉等热带水果。我国著名学者、台湾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李霖灿曾经在这里惊呼、雪山竞与芭蕉并存。这使得他对唐代书画大家王维那条被人批评为不合时令的所谓“雪里芭蕉不识谱”的典故，有了重新的认识与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喇嘛寺内看到竟然有热带水果招待他们，也同样令人感到十分的惊讶和不可理解。因为这在其他高寒藏区是绝无可能的事。反之又说明作者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这一藏区的确能吃到热带水果，才把它作为特点写进小说中。

　　在边庆高原划出了长江第一湾的金沙江，自古就因其水中含有大量的金沙而得名，同时也说明这里蕴藏有丰富的黄金矿产资源。特别是州府中甸，又属三江流域产金地带，是黄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人闪曾有“群山蕴宝、众水流金”的赞叹。当地文书记载，明代木氏土司曾在中甸一带大规模开采金银，天生桥金矿、小中甸金矿当时一度名扬省内外。  《明文》中记载，木氏土司曾捐资一千二百万两黄金给明朝修建十三陵，因所捐之金多产于中甸，故称“藏金”。清乾隆年间，大量回民涌入中甸开采金银，先后办起了安南金矿、哈巴金矿、浪都金矿及那给拉附近的“老厂房金矿”。这些情况，与小说里讲到的香格里拉峡谷中有着丰富的黄金蕴藏又完全地相似符合，在顾被德的书中也得到了证实。作者对主人公所居留的喇嘛寺院也有着不同一般的描写，里边不仅有生长着荷花的水池和花园，还在那犹如绿色地毯的环境中建起了亭子，完全是一种中国与西方结合式的园林庭院。但在西藏，无论是从拉萨的布达拉宫到大昭寺，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到山南的昌珠寺，这些大大小小的喇嘛寺院全都是没有一棵树、一片草坪的干枯环境，寺内更是庄严肃穆，使人完全被笼罩在一种怵然惊心的氛围中。这也许是喇嘛教的一种特点所致。因此对角姆斯的这种描写，我曾以为是作者按西方文化和美学观点虚构出来的环境。但当我沿着金沙江河谷来到迪庆的第二大喇嘛寺院、康区十三林之一的东竹林寺，在管事活佛所居小楼旁的一个庭院中，却看到了那花草茂盛、宁静优雅的由人工精心培植出来的环境。冬青树整齐地排列在院中小径的两旁，用瓷砖铺平的回廊上摆放着栽有各种花草的花盆；一个花瓣式的半圆水池靠立在壁墙下，藤蔓枝条例映在清澈的池水中。这可让人赏心悦目、闲情漫步的花园庭院，就像詹姆斯·希尔顿小说中那喇嘛寺庭院的再现，不仅使我改变了对当地喇嘛寺那凝重森严的印象，还证实了詹姆斯的这种描绘也只有在边庆才可能出现。小说中还特别介绍了当地喇嘛们那宽容豁达的思想与多种文化和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并借书中那位中国人做了多次强调：“张先生解释道，山下的庙宇有自己的喇嘛，然而信仰不尽相同，香格里拉对他们有管理，管得很松。而且沿着山谷走下去，还有着道家和孔子的庙宇。‘宝石是多面体的’，张先生说，有可能许多宗教都有自己适度的真理。”正是他们所奉行的这种中庸思想和博大精神，因而他们不仅对其它的宗教流派成文化形态采取了宽容并存的态度，而且坚持认为“我只能重申，我们这个社会有着多种信仰和习俗，但我们大多数在信奉它们时是适度的。” 可以说，这种掺和着一定儒、道思想的宗教观念与体现，正是在汉藏文化交融的迪庆高原上的特别反映，而多种宗教并存而立的局面与文化现象，也只有在这一带，才有可能存在。藏族全民信教的传统以及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格鲁巴教派) 兴盛，使得其它宗教和流派在西藏等藏区多被同化，剩下的均很难立足和发展。从清《西藏宗教考》、《西藏志》和民国时编著的《西康》等史料文献中，也可看出只有在康区才有着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而尤以地处藏汉结合部的中甸最为突出。

　　据中甸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介绍，当地境内的藏传佛教中不仅兼有着格鲁、宁玛、噶举、噶玛等派别，甚至包括藏族员古老的原始宗教笨教都还存在。其它如汉族的儒教、道教、儒佛道混合教、纳西族的东巴教、回族的伊斯兰教等等，都存在于此地并建立了自身的寺庙。1768年，中甸便修建有城隍祠；1832年，又修建了灵宫庙等道教庙宇。清雍正年间传入迪庆的伊斯兰教也在中甸县城西建有  礼拜寺。儒佛道混合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这一多种文化交汇地带的产物。据民国段绥滋《中甸县志》记载“凡县城及第三区江边汉族人民均祟信之。绘释迦、孔子……故有时亦自称儒教焉。”中甸还建立有文庙。至于东巴教，更在中甸留下了它古老灿烂的一页。

　　这些记载，可说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詹姆斯·希尔顿为之特别赞叹的宗教精神与人文思想，也使得迪庆这曾是喇嘛王国的高原有着更加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在迪庆，藏传佛教同样是当地藏民虔诚信仰的宗教。但我却很少看到像西藏或其它藏区那种惊心动魄的叩长头景象，那是每走一步，都要五体投地地把整个身躯奉献给神。迪庆也许是处在汉藏文化交汇的边缘地带，也许是因为喇嘛教和东巴教等多种民族宗教甚至天主教这外来宗教都能共存的多元文化环境，喇嘛教的那种森严的苦行制在这里才显出了它宽容和开放的一面。(迪庆喇嘛教之所以能在丽江纳西族中广泛传播发展，融入到这个同样也受到汉文化影响的民族信仰中，甚至延伸到了永宁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中，与其宗教特点及文化交融可说是不无关系的。)

　　这里的善男信女们才不必在人生短暂的年华中，把生命消耗在那铺满了鲜血和苦痛的叩拜长路上。他们继承的是那种并不需要用肉体为代价的精神付出和情感奉献，人们在村口或山头堆起一片片刻着经文的玛尼堆，这些任凭风吹雨打的石头就像一种寻找永恒的象征，就这样年年岁岁、风雨迭代地苦苦凝望着上苍，也不知那些未知的神灵是否看懂了它们身上的符号与信息。但那些插在旗杆上飘的经幡，让虔诚的藏民们深深地相信，当白天的风和晚上的风把它们吹动时，便是吹动了他们心中对佛的祈祷与敬颂。这种把宗教思想和信仰情感与大自然融结在一起的表现，在藏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中，又与那种用身躯的痛苦来感动神灵的叩长头仪式有着某种不同的地域的差异以及观念衍变，甚至也潜藏着汉文化中儒道思想自然恬淡及讲求仁和的观念痕迹。

　　同时这里也有着转经这种传统的宗教习俗，但这里的氛围比起西藏显然淡化了许多。无论在大街小巷或野外村道，都少有那种手持旋转的转经筒，口中还喃喃不停念着咒词的男女行人，人们似乎并不希望宗教的影子每时每刻都跟随在他们的身边，使日常生活与神的世界无法分开，让精神和情感在这种宗教环境中也有着可以轻松与活泼的时空。人产们通常都只是到宗教建筑旁做这种转经的绕圈仪式。在中甸的噶丹松赞林寺旁一座新建的白塔前，我曾看见过一对脸上刻满风霜岁月皱纹的老年藏族男女，他们正像转经筒似地沿着那塔不断地绕行着圆圈，那蹒跚的步履，虔诚的神情，又诚惶诚恐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民族心灵深处那种文化与信仰的精髓。这种转经据说每转一圈，也是在心中重复了一遍对神的祈祷。人和神，毕竟是两种不同世界的存在，他们似乎用这种方法，找到了连接两个世界的通道，用自已往复不断的脚步，从现实中走向那未知的世界。看着这种循环往复却又永无尽头的路，你会感觉到这不就是人类生存历史道路的一种象征和启迪吗?

　　在梅里雪山下的澜沧江边，在一个藏、纳西、汉等几个民族杂居在一起的茨中小山村中，还挺立着一座别具特色的法国天主教堂，这使得这峡谷里也有着一块上帝没有忘记的地方。教堂背后雪山耸峙，前面浓荫掩映、林木繁茂；教堂后院还种植有修剪整齐的法国式葡萄园。教堂建筑别致精巧，欧洲风格中又融有当地的一些特色，在周围座座农舍的点缀中，宛如一幅动人的田园风景画。这座已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教堂，始建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1909年又重建，1921年才竣工，历时12年。传教士们先后在此办过一所学校和一所修女院，并使其成为“云南铎区”主教礼堂。它在这藏族地区的风雨历史，记述着早年传教士远渡重洋、历尽艰辛来到这险峻蛮荒大峡谷里的故事。这些上帝的使者为天主开辟出传播福音的精神领域所具的献身热诚，使我们看到了一种西方文化精神在这高原上的曲折体现。那长满了萋萋荒草的神父墓地，仿佛还在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那已长眠在荒原下的苦诣心机，诉说着一种未能把大山中那些“迷途的羔羊”带入这峡谷里的终身遗憾，只留下了让人在这高原上对两种文化的深深思索……如今，这座保存完好的教堂，不仅使迪庆的人文景观及历史蕴涵又多了一页丰富多彩的故卷，而且还与詹姆斯·希尔顿小说中说到的那位法国传教士佩罗在此地修建教堂的故事有着相似的历史，或者说为这故事又找到了与它所相似的原型。

　　岁月已带走了传教士们当年布道的身影，但山民们仍然在那大山的峡谷里，用他们甜美的歌嗓，一遍遍地唱着给主的赞美音诗。悠扬的歌声飘向天空，荡起白云，仿佛去向那高高的苍穹中寻找究竟该怎样才能认识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启示或省悟……

　　说实话，当我在那雪山峡谷、草原村舍及则嘛寺院等处，不断地感受着詹姆斯·希尔顿描绘或者没有描绘过的那个迷境一般的神奇天地时，真有一种走进了小说中的香格里拉的感觉。这是一种无论从文明世界或蛮荒天地中来到此地都会有的人生新感觉。我也很奇怪自己的激动，是的，小说中的香格里拉已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但迪庆高原却没有消失。从当年民国的刘曼卿女士走滇川藏时发出那真是“世外桃源”的感叹描写，到90年代我的朋友李旭他们6个志同道合者又徒步走进这区域的种种发现和感触，他们谁也没想去寻找詹姆斯·希尔顿小说中的香格里拉，但他们却都看到了另一个现实中的香格里拉。

　　当然，这是一个已经随着历史在变化或正在变化的神奇世界。那里已不再是过去只有探险家、冒险家才敢涉足的地方，不再是朝山的信徒们为追求灵魂的超脱而用肉体磕拜出来的艰难征途，也不再是那悠悠摇荡的马铃声走过的古道边关。不过我知道，无论它怎样改变，也绝不会从地平线上消失的。